第四百零二章 民族血泪，正义史诗（下）（为一鹿向茜加更）（2/5）

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，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，声泪俱下地哭诉：“拉贝先生，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，请您救救他吧！”

“带路！”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，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。

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，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。

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，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，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，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，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。

丈夫绝望地大吼，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，疯狂地扑上前去，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，当即身亡。

拉贝看得目眦尽裂，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，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。

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，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。

马丁·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，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。

他无意识地去扶，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。

从金陵陷落，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，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。

可这一段，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、不得不拍、不得不放的。

这是真实的历史，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，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。

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，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。

“她好像还活着！”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，不等拉贝吩咐，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。

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，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，她就咽了气。

拉贝已经麻木了。

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，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，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。

“马吉？你在做什么？”

牧师马吉回头，直面镜头。

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·马吉的父亲，约翰·马吉。

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。

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，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、伤者拍照：

“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，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，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。”

“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，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！”

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，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、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。

随即急切道：“拉贝先生，马吉牧师，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，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。”

“我回来找人帮忙，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。”

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：“走，坐我的车去，湘林，再叫些人！”

“是！”

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，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。

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，靠近中华门瓮城，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。

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，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。

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，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，几乎拿不住摄像机。

镜头里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，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。

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，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，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。

见有人过来，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，眼睛里写满了惊恐。

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，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”

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、马吉等洋人，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，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，疼得小脸煞白。

“救我妹妹！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那些人拿刺刀戳她，求你们救救她吧！”

许传音温声道：“好，好，放心孩子，没事的。”

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，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。

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，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，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。

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，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，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。

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，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，又是一阵精神恍惚。

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，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，心里都是五味杂陈。

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，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。

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，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，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，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。

马丁·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，他被称为“电影社会学家”，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。

事实上，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，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。

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：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，上帝是不存在的。

包括1966年的《时代》周刊封面以“上帝死了吗？”为题，总结战后神学思潮，引发了全民辩论。

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，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，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。

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，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，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。

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，他颤抖着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。

女孩约莫八九岁，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，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，瞳孔剧烈收缩着，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。

“小囡，你家里发生了什么，能跟我们讲讲吗？”

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，凑近了些想要拍摄，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。

“不要杀我！不要！”

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，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。

她疯狂挥舞着双臂，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，却仍死死盯着那个“枪口”，浑身战栗如筛糠。

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，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，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。

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，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，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。

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，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，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。

“我。。。我叫夏淑琴。”

“中午有人敲门，爸爸去开门，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。。。”

镜头给到牧师约翰·马吉的手持摄影机，在他的镜头里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。

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，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，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。

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，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。

至此，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。

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，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“大屠杀历史”的长段剧情中，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、暴虐、狡诈、伪装。

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，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，通过这样一个转场，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。

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，通过约翰·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。

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，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，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。

历史，不容否认，不容诋毁。

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。

大银幕上，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。

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，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。

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，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。

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：“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。”

“那天中午，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，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。”

“我母亲姓聂，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，顾不得管我们，躲到了桌子底下。”

“日苯兵把她拖出来，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。”

“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，外祖父聂佐成、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，被日军枪杀。”

“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，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。。。”

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，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。

即便已经在法庭、记者、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，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。

大银幕上的刘伊妃，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，同时泪崩。

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，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，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。

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。

镜头推进，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。

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，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，喉头轻轻滚动，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。

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，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，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。

右手则悬在半空，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。

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。

在老人哽咽停顿时，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“后来呢？”，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，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。

这种表演不靠煽情，而是通过呼吸节奏、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，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。

克制而又细腻。

在场的专业导演、演员，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，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，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。

他们想到了张漫玉。

张纯如和杨夏明、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。

一连几天，张纯如、杨夏明、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，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、照片、录音。

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。

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，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，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。

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，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，她再记录到电脑上。

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，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。

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，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。

她走到窗边，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，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。

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——

那时的她，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，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。

舒缓了一阵，张纯如定了定心神，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：“各位教授，我想等这本书写完，就去读法律，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。”

“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，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。”

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，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。

这一段，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——

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、艰难度日的悲惨，不由得神情悲愤：

“这不公平！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，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。”

“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，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，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！”